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可以借鉴日本等国家的成功经验。
日本离岸金融的成功，核心在于“藏于无形却赋能全局”的制度设计；它不追求舆论焦点，而是通过离岸金融市场与海外投资的协同，悄然夯实国家金融竞争力。我国可沿循“实体锚定、低调渐进、生态协同”的逻辑，探索符合国情的离岸金融路径，为人民币国际化与实体经济“走出去”提供可靠、稳定和低成本的支撑。
第一，日元国际化：日本离岸金融的“第一推动力”。离岸金融市场的崛起，是日元从“贸易结算工具”升级为“自由兑换货币”的核心支撑。其发展历程与功能设计，为各国的货币国际化提供了可复制的成功经验。
一是历史演进：从“贸易货币”到“自由兑换货币”的制度突破。1998年，日本修订《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彻底废除了外汇管制的残余条款，日元真正成为了“自由兑换货币”。这一变革使JOM(日本东京离岸市场)与在岸市场的利率、汇率联动性显著增强：离岸日元拆借利率(Euroyen LIBOR)与东京同业拆借利率(TIBOR)利差收窄至5个基点以内，形成“离岸定价—在岸传导”机制，为日元国际化奠定了稳定的金融基础设施。
二是功能支撑：离岸金融市场对日元国际化的三大核心作用。货币国际化的核心是实现“支付、投资、储备”三重职能，离岸金融市场正是支撑这三大职能的关键平台：投资职能的“孵化器”，支付职能的“放大器”，储备货币的“铺路石”。
第二，南美“隐形日元经济圈”的利润汇回机制：离岸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典范。日本在南美(以巴西、阿根廷为核心)的经济布局，展现了“离岸金融+产业投资”的深度协同。通过精密的利润汇回机制，日资企业将南美当地的本币利润转化为日元流动性，再经离岸金融市场反哺南美进行投资，形成“日元—南美”资金闭环，实现“局部日元经济圈”的隐形扩张。
一是巴西：制度化框架下的“离在岸融合通道”。巴西是日本在南美最大投资目的地，2023年日资存量达780亿美元(JETRO《南美投资报告》)，其利润汇回机制依托当地制度与离岸金融市场协同设计，实现“合规性+效率性”双重目标。
二是阿根廷：资本管制下的“离岸节点串联”机制。阿根廷长期实行外汇管制(CepoCambiario)，官方汇回通道受阻，但日资企业通过“离岸节点串联”构建了高效资金通道。
三是南美“隐形经济圈”的离岸运作。日资企业在南美形成的“隐形经济圈”，本质是通过离岸金融市场将局部区域嵌入“日元经济圈”，取得了三重效果。由于未被官方高调宣传，这一“日元—南美经济圈”在统计上被归为“第三国再投资”，却在功能上完成了离岸金融对日元国际化的深层放大。
第三，“低调”策略的深层逻辑与多重红利。日本在离岸金融与日元国际化中保持“低曝光度”，是基于历史教训与现实利益的主动选择，带来了宏观金融稳定、微观增效和地缘适配的多重红利。
一是宏观金融稳定：减缓外部冲击的“安全垫”。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压力剧增，离岸金融市场的“低调运作”成为关键缓冲，主要包括：对冲短期投机，稳定外汇储备。
二是微观企业竞争力：降低成本的“隐形工具”。离岸金融市场的低调发展，为南美日企提供了显著运营优势：融资成本优势，汇率风险可控，税务效率提升。
三是地缘政治适配：规避争议的“润滑剂”。南美多国对“金融殖民”高度敏感，日本的低调策略巧妙化解了这一矛盾。主要在于避免标签化风险、减少国际舆论压力、抗危机韧性更强等。
第四，镜鉴与路径：日本经验对中国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具有多方面启示。日本离岸金融市场(JOM)三十余年的实践表明，其核心价值并非“高调宣传”，而是以低调务实的方式构建“服务实体经济—支撑本币国际化—抵御外部冲击”的自洽闭环。这一经验对我国的启示在于：
离岸人民币市场需从“政策驱动”升级为“制度驱动”和“市场驱动”，从“规模竞赛”转向“质量竞赛”，最终形成反哺实体经济、稳健支持人民币国际化和有效隔离外部冲击的良性闭环。具体可从以下六方面着手。
一是实体锚定，让离岸资金投向实体经济。避免离岸资金“脱实向虚”，需将交易与真实贸易、投资深度绑定。借鉴日本南美利润汇回机制，我国可聚焦“一带一路和离岸经济”相关国家的产业链，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等区域试点“离岸账户+产业联动”模式：
设立“离岸人民币实体标贴”制度，仅对底层交易为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或FDI/ODI的融资和结算等业务，给予授信支持和税收优惠；搭建跨境“贸易—物流—资金流”大数据核验平台，自动比对海关舱单、发票与资金流，防范虚假贸易和套利；针对东南亚制造业集群，设计“人民币离岸结算+跨境供应链融资”工具，支持中企在越南、印尼等国的工厂以人民币完成设备采购与利润汇回；允许离岸人民币利润直接投向“一带一路和离岸经济”相关国家的市场化项目，形成“人民币—区域经济”内循环。
二是本币循环，沉淀离岸流动性为资产池。借鉴JOM“外币—日元互换市场”经验，将短期离岸流动性转化为长期本币资产，是支撑货币国际化的关键。
一方面，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海南和前海等试点区域打造“人民币—外汇双向资金池”，允许跨国企业实时归集、兑换和投放全球人民币头寸，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另一方面，构建多层次人民币安全资产体系，通过常态化发行“离岸央票+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形成完整的安全资产曲线，为全球投资者提供流动性管理工具与抵押品，增强离岸金融市场对人民币资产的持有意愿。
三是风险隔离，以“电子围栏”替代“物理隔离”。风险隔离需兼顾“开放”与“安全”，避免外部冲击传导至在岸市场：
利用数字人民币智能合约设定“用途、主体、期限”三把锁，实现离岸与在岸资金的“可穿透、可隔离、可熔断”；建立离岸人民币逆周期因子，对跨境资金流动实施动态宏观审慎调节，既防止“热钱”大进大出，又避免“一刀切”误伤合理需求；每年选取美联储加息、地缘冲突升级等高风险场景开展跨部门沙盘推演，建立“离岸人民币运行指数”，实时监测流动性缺口、汇率波动等指标，触发阈值即启动应急回购、货币互换等工具。
四是税制中性，以“透明稳定”替代“税率洼地”。借鉴日本JOM“无额外优惠、仅保透明”的税制设计，减少政策套利：
对离岸人民币业务实行“税率与在岸一致+流程极简+争议快速仲裁”的中性安排；引入“预先裁定”机制，允许跨国企业就复杂跨境结构申请3—5年不变的税务处理，降低合规不确定性，让企业成本可预期。
五是法治与生态构建，掌握规则话语权与生态主导权。一方面，法治层面。在上海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离岸人民币国际仲裁中心”，仲裁规则与国际惯例接轨，但仲裁地、适用法律均在中国，确保裁判权可控；推动离岸金融合同示范文本“中国版本”输出，逐步嵌入人民币计价的ISDA、NAFMII主协议附件，提升规则接受度。
另一方面，生态层面：借鉴日元“离岸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产业布局创造需求”的双轮驱动逻辑，在伦敦、新加坡等现有离岸中心基础上，拓展与中东、拉美资源国的合作，推动石油、矿产等大宗商品以人民币计价结算，依托离岸金融市场形成资金池；支持国内金融机构与“一带一路和离岸经济”相关国家的金融机构建立战略联盟，复制日本“离岸节点串联”模式，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场景。
六是秉持“低调渐进”策略：为制度磨合留足空间。充分借鉴日本通过低曝光度，减少外部压力的经验。
一方面，在自贸试验区试点中，优先完善“离岸账户功能、税收政策和监管协同”等基础制度，而非急于打造“国际标杆”。
另一方面，积极借鉴日本“离岸—在岸利率联动”经验，逐步缩小离岸人民币拆借利率(CNH Hibor)与在岸利率(Shibor)的利差，避免短期投机冲击。
(作者景建国系上海金融业联合会专家上海首席经济学家金融发展中心离岸金融研究所所长，唐铭煜系浦发银行嘉定支行风险经理。本文仅代表个人意见，不代表供职机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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